清代的皇族教育，可分为大内上书房、王府家塾、宗学与觉罗学三类。

大内上书房主要以皇子为主，也有皇室近支王公子弟伴读；王公子弟，除了少数进宫伴读，大多是在府邸中接受家塾教育；宗学与觉罗学是官办贵族学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以及闲散宗室的18岁以下子弟，除情愿在家读书者外，准入宗学；雍正七年（1729），满洲八旗各设一学，总称“八旗觉罗学”，各旗有生源定额，学成后可以参加乡试、会试或针对八旗子弟的录用考试，如中书、笔帖式、库使。

小贴士：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大宗”，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

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

由于问题问的是“王府的阿哥们”，下面我着重谈一谈王府家塾。

宗室近支王公子弟，除少数在宫中上书房伴读皇子外，都在府邸中接受家塾教育。

王公贵胄请汉族名士教习子弟，始于入关以前。

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六《红兰主人》中说：“崇德癸未（1643）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

饶余郡王即努尔哈赤子阿巴泰，不但尚武而且右文，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网罗汉族文士进府教授子弟。安亲王岳乐承其家教，平素喜欢结纳汉族文士，对子女教育也很重视。他在湖广、江西一带作战时，还不忘搜集日后可供子女学习和观摹的书画典籍，并且留心为子女物色有学识的教师。其子岳端的启蒙教师陶之典就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安亲王从长沙军中以车载入京师的。陶之典是湖南宁乡人，诗文书画都很有功底。其父陶汝鼎的诗、文、书法在明代颇负盛名，有“楚陶三绝”之誉。

安亲王府网罗名士入府，使诸子女自幼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并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风雅子弟。岳乐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一直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30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引起时人的同情。另外如岳乐子岳端、堂侄博尔都，以及岳端侄孙文昭等，都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宗室文人。

后人称“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

应是有感而发的。而这种风气的养成，与阿巴泰、岳乐两代人延揽汉族名士授教子女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八旗通志》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题准，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子弟年满10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又议准：宗室子弟，令延文学优赡者，在各府第精专学习。

在清廷的倡导下，王公府邸开塾教学之风很快普及。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私塾的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为名儒学者，或会试不第的举人，应该说都有真才实学。

私塾一般设在先生家里，家塾则设在王公府邸。换言之，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

王公府邸家塾均有固定场所，如清季醇亲王府，设家塾于任真堂（小书房），庆亲王府设在契兰斋（东书房）。在任真堂服役的人员就有6名：1名小太监，2名50多岁的老书童和3名专门侍候老师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洒扫书房内外，给孔圣人上供；到大门口迎接老师，并搀扶到书房；上课时沏茶、打手巾把、迎送就学子弟往来厕所；给老师准备午饭和下午散课后的点心；最后把老师搀扶到大门口上了马车为止。

王公子弟从七八岁起入学，直到结婚以后，家塾生活才算告一段落。

王公子弟自幼受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套道理的灌输。临入学前还要接受长辈有关尊重老师，用心读书的说教。入学之日要举行庄重的拜师礼。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溥杰先生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到了开学那天，我们都换上上下全新的衣帽鞋袜，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父亲（醇亲王载沣）身后，来到了充满神 秘气息的小书房。只见有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迎到门口。我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你谦我让地一同进入屋中，分宾主坐在中央砖炕上面。我们随着进来，站在我父亲的身旁。这时，我父亲便恭恭敬敬地向我的老师赵世骏说了一番希望对学生严加督教的话，我的老师也惶恐而谦逊地说了一套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的答词。接着就开始了拜师之礼：由小太监把一块折叠式的蓝布棉方垫放在老师的面前，我和我妹妹便依次各磕了三个头，老师也带着拘促而又高兴的神情，退避到拜垫的右后方趴地还了三个头。然后我们就在老师的率领之下，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先师后徒”地依次磕了三个头。我们回到原位，站在炕桌前面斜对老师。老师摘下近视眼镜，把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打开砚盖用毛笔醮上朱墨，在《三字经》上点圈了四句，教我们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书。到此，就算是完成了全套的开学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