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目的：探究贫困农村地区婴幼儿社交情绪障碍与监护人抑郁症状、积极教养行为的关系。方法：使用已在秦巴山区开展过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数据，选取5～24月龄婴幼儿及其监护人1753名，使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社交情绪中文版（ASQ:SE-C）、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的抑郁分量表、教养方式和家庭适应性量表（PAFAS）的积极教养行为分量表调查婴幼儿社交情绪障碍、监护人抑郁症状、监护人积极教养行为。结果：社交情绪障碍的婴幼儿有705人（占40.2%），存在抑郁症状的监护人有398人（占22.7%）。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积极教养行为得分高是婴幼儿社交情绪障碍的保护因素（OR=0.92），监护人抑郁症状严重是危险因素（OR=1.83），监护人类型与监护人抑郁症状对婴幼儿社交情绪障碍存在交互效应（OR=0.64），母亲抑郁症状严重是主要危险因素。结论：在贫困农村地区，监护人抑郁症状越严重，教养行为越消极，婴幼儿存在社交情绪障碍的风险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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