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局面，无数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着眼于我国民众的国民性，在他们的倡导下不断推行近代的“国民性改造”。其大致发轫于甲午中日战争后一部分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他们在探索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同时进行了针对国民性的相关探究；此时的知识分子不再像晚清时期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洋为中用”，而是将救亡与复兴的问题的症结指向文化，而究其根本，就是对国民素质进行彻底的探究。

1 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的发端

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国，国民性源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内涵，深厚的传统影响着国民的个人道德、日常行为。近代中国无数先哲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国民性提出了符合时代价值的见解。但值得深思的是，针对国民性的研究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渗透下的思想启蒙和反思，是彼时民族独立意识觉醒的产物。严复、梁启超先后于19世纪末提出“三民学说”和“新民说”，试图通过利用教育的方式实现改造国民性最终达成改造国家救亡图存的目标。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多次重大社会革命。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针对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不同时代提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改造策略，从国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提出了针对国民性改造的办法，一次不断推进国民性改造的不断发展。

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讨论再次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新文化运动高擎“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将民主、自由的理念广泛传播，同时也唤醒了国民的公民意识，随着运动的持续深入，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广大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批判封建“家国一体”伦理的学说，同时鼓吹“自由”与“平等”为新的国民伦理。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在其作品中对长期以来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五四运动推动中国进入了现代史，同时也引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国家范围内的国民性改造得以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工矿企业、农村社会开始新一轮的国民性改造探索。[1]在城市，以民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通过政治宣传、开办教育的方式宣传新文化、新道德，以期通过各个局部的努力推动国民性的整体提升。在农村，有识之士则开展了以民族精神和国民认同为着力点，以农村自治和公民教育为主开展了教育实践，其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平民教育实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通过文化教育推动乡村建设，对于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和法治精神起着实质性的作用[2]。

我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于知识分子在西方入侵下的救国图存中追求现代化的反思。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国民启蒙教育的实施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推动民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时代局限，近代知识分子对我国国民性改造主要集中在皇权统治下形成的奴性人格和传统文化糟粕。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公民教育唤起国民的现代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但却忽视了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加之战乱频仍，近代的国民性改革仅在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得以推广，面对占中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群体，国民性改造可成果非常有限。

2 建国以来的国民性改造及当前的国民性问题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得以终结了自清末以来的国内社会严重分化。新中国的政治动员体制是通过党的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串联合并而形成的，具有超稳定的结构，较高的行政效率。与之相伴形成的还有党管干部制度及分类管理制度，这保证了后战争时期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有效领导，通过党委的垂直管理与横向管理将全国的政府机构及党的组织整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一切的建立使得我国得以在建国初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不仅仅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国民经济改造，还得以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振奋了近代以来疲弱的国民性，同时加上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级党组织及政府机构，无论城乡，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得到了空前加强。加之现代化的政治运行体制冲破了传统的乡村宗法结构，我国真正实现了全体国民的政治动员。但建国初期的国民性变革和国民士气提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偶像崇拜，在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特别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民性的问题再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